苏州城里，提起苏家的绸缎，无人不晓。苏文瑾年轻时是府学里出了名的秀才，一手簪花小楷写得俊逸，对绫罗绸缎的门道更是通透——哪样的蚕丝适合织云锦，哪种花线染出来的靛蓝最衬江南女子的肤色，他闭着眼都能说得分明。
父母走那年，战火刚烧到苏州城外。商船在运河炮艇炮艇撞翻，满载的蜀锦沉了底，父母也没能回来。那时苏文瑾刚满十六，妹妹文瑶才五岁，抱着他的腿哭得抽噎，他抹掉眼泪，把家里的账本抱进内堂，一夜之间，收起了笔墨纸砚，拿起了算盘。
谁都没想到，这文弱秀才竟是块做生意的料。他先典了城郊的几亩薄田，保住了城里的铺面；又亲自带着伙计往湖州跑，盯着蚕农收最好的生丝；别家绸缎庄因战乱歇业时，他却靠着漕帮的旧识，把苏州的宋锦卖到了安庆、武汉，甚至借着洋人的商船，换来了西染料染料，染出的“孔雀蓝”风靡一时。
几年下来，苏家绸缎庄的金字招牌又亮了起来。铺面从一间扩到三间，后院的织机响到深夜，文瑶也长成了梳着双丫髻的小姑娘，总爱坐在柜台后，看哥哥跟客商打交道。苏文瑾依旧穿着月白长衫，只是袖口磨出了细毛，言谈间少了酸儒气，多了几分商人的练达，唯独对妹妹，还是柔得像护城河里的水，再忙也会记得给她带块桂花糕。
变故是从结交那些“洋行大班”开始的。为了把绸缎销进租界，苏文瑾外滩外滩的洋行赴宴。那些高鼻深目的洋人递给他烟枪，说“这是西洋来的好东西，解乏提神”。起初他摆手拒绝，可架不住对方再三劝诱，加上跑生意确实累，有天夜里试了一口，那股麻痹的暖意顺着喉咙往下淌，竟让他暂时忘了账本上的亏空、路上的兵匪、压在肩头的千斤重担。
一来二去，他便染上了瘾。
起初只是夜里偷偷抽几口，后来竟在铺子里也摆上了烟榻。绸缎的光泽渐渐比不上他眼里的烟瘾，算盘声被烟枪的抽吸声盖过。伙计们看着掌柜的脸色一天天蜡黄，眼窝陷得像个窟窿，都急得直跺脚，可谁劝他，他就瞪着眼骂人，往日的温和全没了踪影。
文瑶把他藏起来的烟膏扔进运河，他竟红着眼要打她，巴掌举到半空，看着妹妹惊恐的眼泪，又颓然落下，蹲在地上抓着头发哭：“哥控制不住……就一口，最后一口……”
为了换烟膏，他先是赊了生丝商的账，接着把最好的云锦抵给了洋行，最后连祖上传下来的织机都拆了卖。有天清晨，文瑶推开哥哥的房门，见他蜷缩在烟榻边，手里还攥着个空烟盒，脸色青灰城隍庙隍庙的泥塑。而对面的洋行里，那些曾递给他烟枪的洋人，正拿着苏家的绸缎样品，笑着跟买办说：“这蠢货的家业，很快就是咱们的了。”
街面上的人说起苏文瑾，都摇头叹气。那个曾骑着马、带着伙计走南闯北的青年，那个把妹妹护在身后、在战火里撑起一个家的兄长，终究是被那点甜腻的烟味，蛀空了骨头，也蛀空了祖辈攒下的家业。
只有文瑶，还守着那间只剩空架子的铺面。她学着哥哥当年的样子，把染坏的绸缎剪成小块，拼成帕子卖，赚来的几个铜板，全攒着，想总有一天，能把哥哥从烟瘾里拉出来。阳光透过蒙尘的窗棂照进来，落在她手里的碎布上，那些曾经绚烂的颜色，像极了苏家绸缎庄最风光时，运河上飘晚霞晚霞。
秋风扫过苏州的街巷时，苏文瑾正蹲在河边，用一块粗布狠狠擦着手烟油烟油味。冷水激得他指尖发红，可他像感觉不到似的，反复搓揉着——那股甜腻的腥气，总像钻进了骨头缝里，时时刻刻提醒着他那些浑浑噩噩的日子。
戒鸦片的念头，是从遇见阿湄开始的。
阿湄是湖州来的蚕农女，跟着父亲来苏州卖新丝，就住在绸缎庄隔壁的客栈。她总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辫子上系着红头绳，说话时眼睛亮亮的，像盛着太湖的水。有天苏文瑾烟瘾发作，跌跌撞撞撞翻了她的丝筐，雪白的蚕丝撒了一地。他以为会挨骂，阿湄却只是蹲下来捡，轻声说：“先生看着不像坏人，怎么把自己作践成这样？”
那句话像针，扎破了他自欺欺人的泡影。他看着阿湄清澈的眼睛，忽然想起文瑶小时候总缠着他问：“哥，你什么时候再教我写‘苏’字？”想起父母临终前攥着他的手，说“守好家业，护好妹妹”。那些被烟枪熏得模糊的记忆，突然清晰得像刀割。
戒瘾的日子，比死还难。
他把自己锁在柴房里，门窗钉死，让文瑶把所有烟具都烧了。烟瘾上来时，骨头缝里像有千万只虫子在啃，浑身冒冷汗，眼前全是幻象——洋行里的灯红酒绿，烟榻上的麻痹快感，还有那些洋人嘲讽的笑。他撞墙，嘶吼，把指甲抠进砖缝里，好几次想冲出去再抽一口，却总能听见柴房外妹妹的哭声，还有阿湄隔着门板送来的声音：“苏先生，院里的桂花开了，你闻闻，香得很呢。”
阿湄每天都会来，有时送一碗清粥，有时只是站在柴房外，轻声读几句《论语》。那是他年少时最熟稔的句子，此刻从她嘴里念出来，竟比任何药都管用。有天夜里，他实在熬不住，撞开柴房门冲出去，却看见阿湄就站在院里，手里捧着一盆刚摘的桂花，月光落在她脸上，安静得像幅画。
“你看，”她把花盆递给他，“再难的日子，花该开还是开。”
他盯着那盆桂花，突然蹲在地上，像个孩子似的哭了。
整整三个月，他瘦得脱了形，眼窝深陷，可眼神里的浑浊渐渐散了，透出点清明来。文瑶摸着他手上新结的茧子，哭得直打嗝：“哥，你好了……你终于好了……”
那天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河边，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，换上了文瑶早就备好的新长衫。虽然料子普通，却比当年最华贵的云锦穿在身上还踏实。他走到阿湄住的客栈，红着脸说：“我……我想重新学做绸缎，做干净的生意。”
阿湄笑了，眼睛弯成了月牙：“我爹说，苏州的水养人，也养良心。”
后来，苏文瑾真的重新支起了铺子，只是不再卖那些花哨的贡缎，专做结实耐穿的土布、蓝印花布。他亲自去乡下收棉麻，跟着织娘学染色，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，却再也没碰过烟枪。他和阿湄成了亲，文瑶做了伴娘，看着哥哥给嫂子梳头时，手稳得像当年教她写毛笔字。
三十岁生辰那天，苏文瑾带着妻儿去了父母坟前。他没烧纸钱，只摆了一匹自己织的粗布，布上用靛蓝染着简单的缠枝纹。
“爹，娘，”他声音平静，却带着股咬碎了牙的狠劲，“儿子明白了，这世上最毒的不是刀枪，是让人忘了祖宗、忘了自己是谁的鸦片。我这辈子，不光要好好活着，还要告诉所有看得见的人——那东西碰不得，碰了，就不是人了。”
风掠过坟头的野草，沙沙作响，像在应和。远处的绸缎庄里，织机声又响了起来，一声声，沉稳又有力，像在把那些被鸦片蛀空的日子，一点点重新织补起来。
烟雨江南，本是杏花微雨、吴侬软语的温柔乡，可苏文瑾的“诚信布庄”里，却总飘着一股挥之不去的肃杀气。蓝印花布在竹竿上舒展，像从宋元话本里走出来的雅致，可布庄的门槛，最近总被不怀好意的脚印踩得发白。
苏文瑾素以文笔见长，当年在府学，一篇《蚕桑赋》曾引得学官击节赞叹。如今他虽弃了笔砚，可骨子里的清朗气还在——账册记得如蝇头小楷般工整，连给布庄写的价目牌，都带着几分瘦金体的风骨。可这风骨，偏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。
买办王三先是学样开了家“同顺布庄”，想以低价倾销搅黄苏家生意。苏文瑾却不慌不忙，带着伙计泛舟太湖，与蚕农订下“先付定金、秋后结算”的契书，字里行间都是体恤。蚕农们感念其诚，把最好的生丝都留给他。王三收不到好料，进的洋布又糙如砂纸，没多久便积压如山，账房先生每日来报，说库房里的洋布都快长出霉斑，像王三那张气急败坏的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