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本来是想：

将他心心念念的“地中海战略”，摆在最重要的位置，让盟军的优先攻击方向，放在南欧和巴尔干。

在波兰问题上，为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，争取到一个更有利的方案，以维护英国的道义和声望。

继续维持英国在地中海、中东乃至全球的传统影响力和殖民帝国利益。

结果却是：

“诺曼底登陆”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既定方针，他那套关于巴尔干“软肋”的理论，被罗斯福和斯大林，联手直接否决。

波兰问题，基本上是按照苏联的意愿来划分的。他虽然做了一些象征性的抗辩，但在苏联红军强大的军事现实面前，显得毫无说服力。

在整个会议的决策过程中，他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，英国的力量，正在被逐渐地边缘化，更多的时候，是被当作美国的“配角”来看待。

丘吉尔的处境，是尴尬而痛苦的。他敏锐地意识到，无论是美国的工业实力，还是苏联的人力物力，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日薄西山的大英帝国。在德黑兰的谈判桌上，他必须在“维护大英帝国的最后尊严”和“维系同盟国的团结合作”这两个目标之间，做出极其痛苦的平衡。

所以，我们在历史照片上，看到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，虽然依旧风度翩翩、谈笑风生，但他的内心，却充满了苦涩和无奈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：“英国，已经无法再独自左右世界的命运了。”

后来，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，用一个极为生动，也极为辛酸的比喻，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。他说：

“在德黑兰，我发现，自己仿佛是坐在一头巨大的俄国北极熊和一头强壮的美国野牛之间。而我，只不过是一头可怜的、小小的英国毛驴。”

这个比喻，精准地道出了当时世界权力格局的真相。

那么，对于在德黑兰会议上“缺席”的中国呢？

国际政治，就是如此的残酷。当丘吉尔，这位老牌帝国的首相，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只是“小毛驴”时，那么，当时国力孱弱、积贫积弱的中国，其境遇就可想而知了。

德黑兰会议的结果，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，可以说是好坏参半。

好的一面是，随着第二战场的开辟被最终确定，以及苏联承诺在战后对日作战，法西斯轴心国的总崩溃，已经指日可待。这意味着，日本的失败，也只是时间问题。对于已经苦苦支撑了多年的中国人民来说，这无疑是最大的好消息。

而坏的一面，则是悲哀的现实。 中国，这个名义上的“四强”之一，这个在东方战场上，独自抵抗了日本侵略者多年的主要战胜国，却并不知道，就在德黑兰的密室里，关乎自己国家领土和主权的重大利益，已经成为了三巨头之间，为了换取各自战略目标，而可以被讨价还价的筹码。

这是一种胜利者的悲哀。它深刻地说明，在那个时代，一个国家，如果没有足够强大的、能够让别人不敢轻视的综合国力，那么，即便你付出了再多的牺牲，做出了再大的贡献，在国际政治的牌桌上，你也很难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、独立的话语权。

德黑兰会议的成果，是全面而深刻的。

在军事上，它以前所未有的力度，统一了盟军的全球战略步调，确定了东西夹击、彻底摧毁纳粹德国的作战方案，极大地加速了法西斯轴心的灭亡。

在政治上，它为许多重要的战后安排，提供了最初的、也是最关键的雏形和框架，比如联合国的组织构想、德国和波兰的疆域调整等等。

正如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言，三巨头“以希望和决心而来，到以朋友的身份离开”。虽然，这些战时盟友之间的“朋友”关系，在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，很快就因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冲突而迅速淡化，并最终演变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。

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，德黑兰会议，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，和塑造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战后世界秩序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关键性贡献。它既是反法西斯联盟团结合作的最高峰，也成为了我们理解二战后半程，乃至整个冷战初期国际关系走向的，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。

如果没有德黑兰会议所达成的这些成果，二战的结束，和战后和平秩序的建立，或许，都将走上一条更为曲折和漫长的道路。